伊朗副总统确诊，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原标题：伊朗副总统确诊，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来源：南风窗

　　病毒击中了伊朗副总统。在新冠肺炎被确诊的名单上，多了一位副国级领导。

　　2月27日，伊朗官方通讯社即时披露出相关消息，给外界比较大的震撼。但从伊朗的权力架构，及新冠肺炎在其国内汹涌蔓延的态势来看，这可能还不是最重磅的料。

　　高官接连中招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2月28日表示，伊朗新增14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388例。此外，伊朗还报告新增8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总计34人。

　　近来伊朗上层人物接连“中招”，已确诊并对外公开的，就有卫生部副部长哈利其、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委员会主席宗努尔、改革派国会议员萨德吉等7人；其中已去世的是前驻梵蒂冈和埃及大使哈迪。

　　这次被确诊的副总统——玛苏梅·埃卜特卡尔（Masoumeh Ebtekar，59岁，轻症），负责妇女和家庭事务，虽在权力中枢，但不在要害部门。

　　“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宗教领政的国家，行政官员在台前运作，宗教系统在背后监督；总统虽经直选，实权可参考俄罗斯的总理（目前是米舒斯京）。而伊朗副总统职数较多，地位不比美国副总统那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据伊朗媒体以及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体的报道，伊朗副总统玛苏梅·埃卜特卡尔（Masoumeh Ebtekar），被发现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图源：美联社报道截图）

　　相比国际知名度不高的玛苏梅（她是伊朗1979年劫持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的伊方发言人），国际社会更关心的，必然涉及国家安全核心人物的健康信息。而这在古今中外大多数国家，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换言之，官方披露到了副总统这一层级，你应该能“理解”背后有着系统性的考量。

　　即便各国政府窥探到什么，也基本在情报圈流传，在确认前不会拿出来说。当过情报头子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只是含糊地说：“伊朗可能隐瞒了关键细节。”

　　普通人能做推测、判断的依据，主要就是伊朗对外输出的病例数，并参考当地议员“吹哨人”或网上爆料者的一些举证类信息。

　　“黑箱实验+概率论”的有效性，在多国科学家研判武汉初期疫情规模时，得到了检验。

　　而依靠“密切接触者范围”去个案地猜，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比如，传言柬埔寨首相跟从邮轮下来的染病美国老太握手，就是搞错了时间和对象的“美丽误会”。

　　而韩国总统在“疫情中心”大邱、日本首相在记者会场合，接触范围内的个别人有“新冠嫌疑”或“密接史”是事实，但也需要具体分析和等待时间判明，一般来说没到“直接暴露在感染环境中”的程度。如日本涉事的共同社记者，已被解除隔离。

　　事实上，“超级传播”通常需要较密闭空间内的长时间/高频接触作为条件，而绝大多数患者的传染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如同不能“离开剂量谈毒性”，也不能“离开传染力谈接触”。

　　即便伊朗“资深”副总统玛苏梅是在“确诊前一天”，与总统鲁哈尼共同出席了内阁会议——从BBC记者推特发的照片看，她的座位离总统相隔两人——也不能遽下结论说，整个内阁已经被波及。

　　信息时代，人很容易因“刷屏效应”和“信息茧房效应”，被“蒙在鼓里”或“带到沟里”。

　　相对于确诊的消息“长腿跑得飞快”，排除嫌疑或解除隔离观察的人数要多得多，却不太受关注。意大利做了1万多例核酸检测，才筛查出几百例阳性患者。但很多当地人被“恐慌情绪”传染，蜂拥到医院检查。幸亏，当局留了“一天内搭建‘帐篷火神山’”的一手。

　　斯洛伐克总理因“高烧和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住院并上传照片，被推特网民附会成感染新冠肺炎，当事人不得不呵斥“真是一派胡言！”

　　再打个不太恰切的比方——像印度这么多人的国家，每年死800万~1000万，符合人口统计规律；也就是说，每天去世的就有两三万人，每个月就有65万~85万人老死或猝死。而全球至今过世的新冠确诊者不超过3000人。

　　　但在聚焦效应下，一个新冠名人患者的去世，就能让我们久久难以释怀。

　　为什么？时代的一粒尘，个人的一座山。命运的连接感、人祸因素的存在、被质疑缩水的死亡数字、从进了ICU病区就天人永隔的无力感，让“死于非命”这一常见世态，变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这就是地球村，东风摇百草、传染大过天，让我们开始关心一个8000多万人口的中东国家的疫情实况。

　　祸起库姆城

　　宁夏中卫确诊患者的伊朗接触史，从统计学规律上来说是必然会在中国出现的。

　　伊朗周边穆斯林国家是受影响的重灾区。目前科威特确诊43例，巴林33例，伊拉克7例，阿曼6例，黎巴嫩3例，经流行病学调查，基本与去伊朗朝圣或旅行有关。

　　在这些国家检测试剂普遍短缺的情况下，上述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跨国输入型病例数，可以折射“黑箱”中的某些实情。

　　在中国累计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7.2万的2月17日，韩国的确诊数才30个；如今与伊朗隔海相望的巴林，一个蕞尔小国，就有至少33例确诊，可以反推“疫情来源地”伊朗国内是什么情况。

　　伊朗官方最新的数字是388例确诊。但是加拿大专家3天前发表在MedRxiv网站上的研究成果显示，伊朗感染者可能高达18300例，也可能介于3770例至53470例之间。

　　加拿大专家3天前发表在MedRxiv网站上的研究成果显示，伊朗感染者可能高达18300例，也可能介于3770例至53470例之间

　　假如该论文可靠，按最保守的估算，伊朗现有的确诊数，与实际感染数量也是相差13倍之多。

　　而往多了算，伊朗就是一个“大武汉”。韩国确诊2000多例，“钻石公主”号700多例，意大利确诊600多例、死亡17例，都被它甩到老远。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你还可以琢磨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2月20日，伊朗官方确诊数只有5个的时候，就有一个病例飞到了遥远的加拿大？

　　加拿大得有多“冤”，才会在57个加拿大公民死在被伊朗击落的客机上之后，又以这样的概率，摊上这样的“天降病患”？

　　死亡病例数，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伊朗官方迄今（截至2月28日）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是34人。

　　这已占中国以外全球死亡数字（76人）的45%。何况，这只是官方版本。

　　库姆当地的议员法拉哈尼告诉当地媒体，在库姆每天有10人死于新冠肺炎，直到2月23日晚上（也就是5天前），死者已多达50人。

　　而这一说法的否认者、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利其，24日在电视镜头前不断咳嗽和擦额头，次日被确诊感染。

　　在一个视频中，库姆的“卡姆卡尔医院”护士Alireza Ghasempour称，她知道的一晚上就有8人死亡。

　　这还只是库姆一地的（民间）不完全统计情况。

　　库姆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就像天主教世界里的梵蒂冈。库姆省和德黑兰省挨着，库姆市离首都德黑兰两个多小时车程，就像保定与北京的位置关系。

　　从常住人口来看，库姆只有德黑兰的1/10不到。库姆市人口约80万，每年接待数百万人朝圣；德黑兰大都市区的人口估计为1400万（市区约840万），是整个西亚最大的都市区。

　　中央几大高官被感染说明，德黑兰极可能已经沦为“疫区”。

　　库姆辐射“什叶派新月”地带，德黑兰影响伊朗全国乃至整个中东。病毒沿着双重网络扩散，速度令人吃惊。

　　濒临里海的伊朗小省——吉兰省，新增病例全国第二多。该省25岁女护士Narges Khanalizadeh，据称2月23日在医院发病，已经离世。

　　伊朗卫生部官员米努表示，新冠病毒的传播始于库姆，但“伊朗的所有城市都有可能存在这种病毒”。

　　早前，一位匿名的伊朗医生告诉网络媒体IranWire：“当我们确认它是流感病毒的变种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在知道这是一个错误之后，（官员）继续像以前一样，没有披露事实。”

　　“如果我们不能拿出一个与世卫组织合作的框架，我们的情况将比中国糟糕很多倍。”他警告说。

　　逮捕造谣者

　　两天前，伊朗网络安全部门宣布逮捕24名散布谣言者，还对另外118名网民进行了短暂拘留和训诫。

　　相关负责人称，“试图破坏公共安全，煽动社会恐慌的含有谣言或者假新闻的”新闻、图片和视频，都将遭到一个新成立的特别部门处置。

　　外界本来以为，伊朗议会选举过后，这方面的言论尺度会有所放宽。

　　2月21日伊朗举行全国范围内的议会选举投票，选举前夕确诊数字均为个位数。

　　这似乎在显示，没有因为政府无能导致疫情全面暴发。

　　一周前的议会选举，投票率为42%，是自1979年革命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将之归咎于“敌人利用病毒阻止选民投票”。

　　他在其官方网站Khamenei.ir上称：“关于该病毒的负面宣传始于数月前，并在临近选举前变得越来越夸大。”

　　事实上，投票率低主要是因为，保守派主导的选举监督机构，剥夺了1.6万名候选人中约一半人的资格——他们多数是温和派与改革派。由此，下届议会被强硬保守派控制，几无悬念。

　　而在一天前，伊朗官方及时公布了副总统确诊的消息，被认为旨在增加透明度，有助于吸引外界援助。

　　据报道，玛苏梅是鲁哈尼内阁中“第一个”感染新冠病毒的成员。她拥有免疫学博士学位，曾是英文报纸和女性杂志的前主编，1997年至今担任伊朗副总统，也是伊朗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报道说玛苏梅居家隔离，没有交代其他内阁官员是否也被隔离观察。

　　伊朗还没有封锁任何城镇，官方称封城措施“过时”了，也没有效果。在疫情中心地库姆，仍有大批朝圣者正常出行。只是在部分人口流动较频繁的城市，入城者需要接受体温检测。

　　用总统哈桑·鲁哈尼两天前的话说，“病毒已经（在伊朗）被控制住了，去医院就诊人数已经显著下降”，而“在美国已有1.6万人因流感而死，美国人却不谈论他们自己的死伤”。

　　“全国的生产经营活动，将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散布恐慌并企图让伊朗停止社会活动，是敌人的阴谋。”

　　鲁哈尼说这话时，副总统玛苏梅就在他身边不远。

　　德黑兰的底线是，新冠疫情决不能演变成“政治危机”；如果疫情失控，就说是因为美国的制裁导致伊朗无法（通过汇款）买到检测的试剂盒，拖延了诊治造成的。

　　美国的制裁影响大，这也是实情。就在2月21日，“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还决定，将伊朗重新列入黑名单。美国则表示，已对相关人道主义物资进行了豁免。

　　有点尴尬的是，伊朗本国的制药能力并不差，但药品、基本防护用品和集中统一指挥调度，却没有第一时间到位。

　　之前伊朗“倾全国之力”，捐给中国300万只医用口罩。所以，中国不忘“报之以琼瑶”——大使馆及部分在伊中资企业，已向伊朗捐赠了5000份检测试剂盒以及25万只口罩，并表示今后将“按照伊朗需求”“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援助。

　　世卫组织近日也向伊朗提供了检测试剂和一些防护用品。但还是有当地民众向世卫组织请愿，要求取消一切涉及战疫的医疗制裁。

　　对普通伊朗人来说，通胀的杀伤力可能比病毒更厉害。国际关系的恶化或许对官员们的生计没有影响，但疫情造成的实实在在的苦难，却要他们来背负。

　　10天前，德黑兰标志性的建筑“自由塔”曾为中国亮起；今天，我们祈愿更多的自由和平安能够带给伊朗人民。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谢奕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