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下，布达佩斯的惊蛰
文/余泽民
今日惊蛰，对我来说则是“惊着”。
凌晨三点。在布达佩斯一栋帝国时代的老楼里，我根据自己的魔鬼作息时间从床上爬起，准备伏案翻译。在等电脑开机的20秒里，先习惯性地点开桌上的手机，立刻被一条匈语消息惊着了：匈牙利总理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匈牙利首次确诊了两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均为伊朗留学生，一个在医科大学，一个在农业大学，他们都已回到布达佩斯几日，密切接触者已被隔离⋯⋯昨天我还跟国内朋友说自己待在“净土”，转眼就已沦陷。
我立即上网查看相关消息，关注国内疫情，转发几条我认为值得读的帖子。直到窗外天光渐亮，我才把手机调至静音，放到书架高处，逼迫自己进入工作状态，继续翻译马洛伊的《我本想沉默》。
说老实话，这就是一个月来我的常态。自从武汉封城那天起，即便我远在8000公里外的多瑙河畔，长期养成的生活节奏也被打乱，无意中变成了“手机控”。夜夜失眠，仿佛自己身陷疫区，一刻钟不看微信就觉不安，为裸奔于前线的湖北医生揪心，为住不进院的武汉患者发愁，为援鄂的医护队伍的斗志鼓舞，但又担心他们遭受道德绑架。
对于记述一线人员喜怒哀乐的报道我每篇必读，但很反感类似“流产后十天重返一线”“女护士流泪剃光头”之类的新闻炒作。我很赞同张文宏医生说的那些听起来并不那么铿锵的大实话，说医护人员应“不损己地利人”，应有“免于受伤害的权利”，“没有防护，你可以拒绝上岗”。
我是80年代的北医人，虽然弃医从文，但作为校友还是被拉进了七八个医生群。群里精英很多，且遍布世界。平时大家经常讨论专业话题和具体病例，对医患矛盾、医改失败和医学圈的消息进行争论，通常来说，群里若没有人@我，我很少去看。但是这些日子，我每天都会进各个群“爬楼”，因为他们贴出的信息、看法和建议会更专业、更现场、更靠谱。虽然我远在欧洲，但受到的感染无时差，无距离。看到援鄂人员出发前的集体宣誓，那一刻我后悔自己改行，冲动得想立即飞回国，加入白衣天使们的行列。
我记起大三那年，在医史课上第一次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那一刻感受到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升华了我对这一职业的认知。“请求神碉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将这句话抄在了好几科课本的扉页上。医生伟大，但也脆弱，战疫中3000多感染，十几位牺牲，称得上惨烈。
惊蛰之日，也看到一则官方发布的消息，说李文亮医生等被追授全国防疫先进个人称号，各个群都在传那个长长的名单。但实话实说，这并不足以安慰医生群体，大家纷纷追问：调查结果呢？省思呢？总不能让牺牲者一手拿着奖状，另一手还攥着训诫书站在天上？其实，对他们的存在意义无须拔高，大家只需扪心自问：我们是否都希望在自己的群里能有李文亮？是否希望以后仍能有人像他那样出于职业的敏感提醒大家？如果当时他发出的那条微信没被敲上“谣言”的戳子，至少同行内会有很多人提高警觉，采取保护措施，那么今日表彰的506位先进个人中也不会有这么多名字套着黑框。
记住，并反思，这是面对大灾难人类该做的事。尽管集体的记忆总是很短暂，但个体的记录多少可以弥补史实。或许，这也是远在布达佩斯的我，很想去前线当一名医护的背后想法。记录，是记忆的基础，有了记忆，才可能有反思，有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