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黑死病”与欧洲的至暗时刻|草地·专栏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暴发，最大的受害者是罗马帝国及受其影响和统治的地中海世界。死于这场鼠疫大流行的人，据估计至少达到了当时罗马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从“查士丁尼瘟疫“到”黑死病“，当我们回首人类历史上的鼠疫疫情时，不难发现科学进步和及时采取防疫措施的重要性
即便是建立了完善公共卫生制度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高枕无忧吗？疫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随着科技与医学的进步，人类无须像先人那样恐惧，要有信心，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遍观人类历史，鼠疫或许是在人类记忆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烈性传染病，在英语中，鼠疫便是瘟疫的代名词（plague）。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暴发，最大的受害者是罗马帝国及受其影响和统治的地中海世界。这次暴发也由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而得名——“查士丁尼大瘟疫”。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540年的君士坦丁堡，在这座被称为“新罗马”（Nova Roma）的城市里，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正处在他个人声望的顶峰。虽然在527年登基之后的头几年，他遭遇了一系列挫折：529年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的起义，531年卡利尼库姆战役的失败，532年的尼卡暴动。
但是从533年开始，收复西部国土的行动大获成功，在七年之内就消灭了汪达尔王国和东哥特王国，收复了北非和大部分意大利地区。在法律编纂上，他任命的法学家们完成了以《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总论》《法学汇编》为核心，一直传承到今日的罗马法体系。
卡帕多西亚的约翰进行的行政改革，在财政平衡和减少贪腐方面表现突出，一系列的公共工程也如期发挥着作用。桑加利厄斯（Sangarius）大桥便利了小亚细亚的交通，各种水利工程和谷仓促进了农业生产，医院和济贫院为人们提供了社会保障。圣索菲亚大教堂作为人类建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集中展现了6世纪罗马人的智慧。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拍摄的雪后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新华社记者卢哲摄罗马帝国的东部在熬过5世纪的外部入侵之后持续繁荣发展，对西部军事行动的顺利进展，也让罗马人不由得遐想再一次把地中海变成“我们的海”的情景。爱尔兰诗人叶芝，在花甲之年写过一首著名的诗作《驶向拜占庭》，而被他视为精神家园的那个时代，便是大瘟疫之前查士丁尼所统治的这个国度。但是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最终没有能够完成它的复兴，不然我们今天所居住的世界也就不会是现在的模样。
死者的尸体层层交叉堆叠
就像“草垛里的干草”一样
公元541年夏天，奇特的疾病在下埃及地区一座沿海城市佩卢希乌姆（pelusium，此处是从西奈半岛进入尼罗河三角洲的门户，位于今日苏伊士运河北端以西不远处）暴发。
患者病情发作时会有轻微但缓慢升温的发热，然后“出现淋巴腺肿大”。肿胀的凸起主要在腹股沟，有时也在腋窝、耳朵和大腿出现。“当淋巴腺肿块变得非常大，并且流出脓液后，病人会战胜疾病存活下来。”这是同时代的历史作家普罗科比记录下来的临床观察。在疾病后期，腹股沟淋巴结肿块可能会化脓，一些病人（约25%）有机会能活下来。普罗科比还观察到，幸存者会持续衰弱，组织坏死的后遗症会导致终生损伤。
而在另一位同时代的编年史作家以弗所的约翰笔下，这种奇特疾病的主要特征同样也是位于腹股沟的肿胀。他还提到其他动物——包括野生动物——也都染上了这种病。“甚至连老鼠身上也有肿块，它们被疾病击倒，奄奄一息。”
如果病人的病灶局限在身上腺体的话，那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是当细菌直接进入血液，引发的原发性败血型感染带来了几乎瞬间的死亡。同样是在以弗所的约翰笔下：“当他们彼此看着对方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开始蹒跚摇晃，在街上、家里、港口、船上、教堂里，还有其他任何地方倒下。还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坐在那儿干他的活，手里正拿着工具，忽然倒向一边，他的灵魂就这样离开了躯壳。”
在一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这种疾病的致死率可达到80%，绝大多数病人会在数天内死去。
如同《圣经》中所提及的末日前的瘟疫一样，这种疾病自然不会局限于某一座城市。瘟疫迅速地从佩卢希乌姆扩散，向西扩散到整个埃及，向东蔓延到巴勒斯坦地区。
它在陆路的传播速度并不算快，但是地中海发达的海上交通为瘟疫传播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埃及是地中海世界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和地中海世界绝大多数地区都有贸易联系，躲藏在谷堆之中的黑鼠，将这种致命的疾病传播到了地中海绝大多数港口。
居勒·埃里·德洛内《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描绘的情景，正是“查士丁尼瘟疫”君士坦丁堡显然不会例外，542年2月下旬，瘟疫在君士坦丁堡暴发。从疫情暴发的头几天起，君士坦丁堡每天都要产生几千具尸体。随着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大量的尸体根本来不及掩埋，最后只能将原用于城市防御的塔楼作为堆放尸体之处。死者的尸体层层交叉堆叠，就像“草垛里的干草”一样。这些尸体“被踩踏而过，就像被踩坏的葡萄……那些被践踏的尸体沉下去，浸在下面一层尸体的脓液里”。
在以弗所的约翰眼里，这景象就如同上帝的愤怒造就的酿酒池一样，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当塔楼快塞满尸体时，人们再把塔楼封上，罗马人注重丧葬仪式的传统在鼠疫的冲击面前根本无法维持。既然连收尸工作都没法正常进行，君士坦丁堡的社会秩序可想而知。零售市场被迫关闭，随之而来的便是食物短缺。
“在一个货物充足的城市里，一场真正的饥荒正在弥漫。”
“整个城市陷入停顿，好像它已经死去，所以食物供应也跟着停止……食品从市场上消失了。”不管你有多少钱，也无法买到食物。而为了防止死亡后无人知晓，“每个人出门时都会在脖子或胳膊上挂上标签，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
皇帝本人也染上了瘟疫，不过他幸运地成了感染患者中幸存的那五分之一的一员。君士坦丁堡的疫情持续了四个月才平息，疫情期间累计死亡据估计在23万到30万人之间，帝国首都一半的居民永远消逝在这四个月里。君士坦丁堡的疫情暂时结束了，而对于意大利和高卢等地的居民，瘟疫还会是他们未来一段时间内生活的主题。
这张由佛罗伦萨大学提供的未标明拍摄日期的照片显示一口中塞有砖块的女性遗骸。意大利考古学者在距离威尼斯东北大约3公里的新拉扎雷托岛发现这具口中塞有砖块的女性遗骸。佛罗伦萨大学一名人类学家认为，这一发现有助于了解“吸血鬼”传说的由来。中世纪的人视“吸血鬼”为“黑死病”等瘟疫的元凶。当时的医学和宗教文献记载，人们认为，“吸血鬼”传播瘟疫后，吸食人的血肉，借以积蓄力量后“重生”。因此人们在疑为“吸血鬼”化身的尸体口中塞入砖块等“不可食用”物，以避免“吸血鬼”“进食”后“重生”。新华社资料片富饶的意大利变成了残破之地
这场瘟疫并不局限于罗马帝国治下，但它对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造成的打击要远超它的邻国。越是富庶的地区，鼠疫造成的损害越大。死于这场鼠疫大流行的人，据估计至少达到了当时罗马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查士丁尼统治的帝国里，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死于这场恐怖的瘟疫。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6世纪40年代的历史记载里出现各种乱象：大面积饥荒、暴乱以及通货膨胀。中央财政收入急剧下降的直接结果，是帝国无力再供养一支足够规模的军队。当东哥特人发起反攻时，查士丁尼竟然长期无法向意大利继续投送兵力，这也使得意大利战争一直拖延到了6世纪50年代，双方的反复易手和瘟疫的侵袭共同把富饶的意大利变成了残破之地。
但这还不是噩梦的结束，公元558年，鼠疫时隔十六年再次袭击君士坦丁堡，又造成了十万人级别的死亡。在帝国的其他地区也可看到鼠疫周期性暴发的记载，埃瓦格里乌斯是一位居住在安条克的长寿教士，他记载了六十年间安条克城的四次鼠疫，每过十五年便会再次暴发。鼠疫的周期性暴发与6世纪的气候剧变共同作用，极大地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国力，最终使罗马帝国走向了灾难的7世纪。
提也波洛《圣西克拉祈祷瘟疫灾区》 地中海世界对于来访的鼠疫杆菌
是完美的杀戮对象
那这场灾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作为亲历者的普罗科比曾给出这样的疑问：“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把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命运抬高，然后又无缘无故地抛下来，让他们毁灭。”
即便对于今天的我们，这场鼠疫暴发的直接原因依然不够明晰，但现有的研究已经可以勾勒出一个大体的图景。
鼠疫杆菌早在3000年前便已通过基因变异的途径，获得了在跳蚤消化道中生存从而便于传播的能力，但在其形成之初还只是中亚地区一种地方性动物疾病，无数啮齿类动物饱受其折磨，而人类对其仍一无所知。
老彼得·勃鲁盖尔《死亡之凯旋》局部 随着包括丝绸之路在内的亚欧大陆贸易网络建立，亚欧大陆上的东西方贸易日益发达，为6世纪的鼠疫大流行创造了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其一是原本生活在东南亚的黑鼠，作为生物入侵者进入了地中海世界并在这里迅速繁衍壮大。其二是鼠疫杆菌通过印度洋-红海贸易从中亚来到了埃及。黑鼠-跳蚤网络的建立为鼠疫流行创造了完美的温床，而地中海世界对于来访的鼠疫杆菌，是完美的杀戮对象。
鼠疫在一个地区的传播并不依赖于人群，染病的老鼠和寄生在他们身上的跳蚤，通过地中海世界发达的水陆交通流动。每当它们进入一个地区，便会将疾病传播给当地的啮齿类动物和跳蚤，这些啮齿类动物染病后会大量死亡，而失去了宿主的跳蚤会转而试图寄生在人身上，它们的吸血活动是鼠疫杆菌最有效的传播途径。
即便绝大多数患者染上的，都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性差的腺鼠疫，鼠疫依然通过这种动物网络不受控制地流行。
时至今日
鼠疫依然在世界上零星发生
罗马帝国因为鼠疫的大暴发失去了它再次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机会，但是鼠疫并没有就此离人类世界远去。继6-8世纪在亚欧大陆西端暴发后，鼠疫又在14-17世纪迎来了第二轮遍及亚欧大陆的暴发，这一轮暴发为鼠疫“挣得”了“黑死病”的“威名”。从北京到伦敦，无处不笼罩在鼠疫的阴影之下。
中世纪，黑死病蔓延的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一款填着植物香料的鸟嘴形面具第三次暴发则开始于19世纪末，并迅速地借助全球交通连接扩散到整个世界。
但幸运的是，人类医学的发展为鼠疫防治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1894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耶尔森和日本微生物学家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1897年俄国微生物学家哈夫金发明了第一种鼠疫疫苗——哈夫金疫苗，1898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西蒙的研究解释了跳蚤在鼠疫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当伍连德博士在1910年底来到哈尔滨之时，他已经拥有了疫苗和血清。在拥有这些工具的基础上，伍连德敏锐地发现了东北地区暴发的肺鼠疫和常见的腺鼠疫病理上的差异，通过隔离和佩戴口罩来阻断呼吸道传播，通过强制消毒来杀灭病原体，推广疫苗接种，最终控制住了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阻止了悲剧的重演。
东北鼠疫期间的哈尔滨，人们戴着“伍氏口罩” 在大多数建立了完善防疫体系的国家，鼠疫疫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最终第三轮鼠疫大暴发在现代化的防疫措施和抗生素面前，于20世纪中叶销声匿迹。但时至今日，鼠疫依然在世界上零星发生，并作为地方性动物疾病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啮齿类动物群体中。
当我们回首人类历史上的鼠疫疫情时，不难发现科学进步和及时采取防疫措施的重要性。罗马人对鼠疫缺乏科学认知，也没有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因此在瘟疫面前束手无措，但即便是建立了完善公共卫生制度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高枕无忧吗？我想任何经历了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曾经有人为罗马帝国在大瘟疫中的脆弱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解释：越是复杂精巧的系统越经不起某个方向上的剧烈冲击，因为一个环节被破坏，其他环节也会随之崩塌。今日的人类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没有人能在危机面前独善其身。
在疫苗和特效药完备的今天，鼠疫对于人类命运的威胁已经微乎其微，但是当新型疾病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对其做出完善的应对吗？疫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随着科技与医学的进步，人类对疫病无须像先人那样恐惧，要有信心，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