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代公证人真情讲述“昨天今天明天”

40年,时光荏苒,岁月不居。从1979年恢复重建,上海公证行业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和支持下,从小到大,从鲜为人知到家喻户晓,走过一条艰苦卓绝、改革创新的发展之路。

让我们走近上海老中青三代公证人,聆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重温那段难以忘怀的燃情岁月,展望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昨日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一年的12月,中国似乎没有冬天,改革开放的春雷,唤醒沉睡的大地,沉寂了20年的公证制度也就此复苏。

改革开放后,大量与国际接轨的涉外民事业务必须经过公证。上海,作为中国的窗口和发展的前沿,这一需求尤为迫切。

1979年4月10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同意恢复重建上海公证处。由此,13人组成的公证小组成立,对内却仍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处室。

同年12月,一份将公证处划归上海市司法局的申请提交到上海市委市政府。

翌年2月,公安院校毕业的沈卫被分配到上海市司法局,报到第1天,就主动要求到司法行政一线工作。于是他被选派进入司法局领导下的上海市公证处。

如今老人已年逾古稀,却依旧精神矍铄。为了这次采访,他把30多年前的工作笔记和几十年整理的工作总结都带了过来。

从基层公证员,到上海市公证处副主任,再到上海市司法局公证工作管理处处长,沈卫干了20年,即使后来调到其他部门,仍心系公证。每隔10年,他都会写一些纪念性文章,这已经成为老人的习惯。

翻开泛黄的笔记本,1980年的第一场公证业务培训笔记仍清晰可见。“那时我同很多人一样,一开始对公证并不熟悉,于是一边跟着老师学,一边翻阅大量资料。当时公证处负责人是军转老干部陈痕和吕孝芳,公证业务老师是朱光明,他们对新招录的公证员定期组织培训,几个月后才可以独立办案。”他说。

正是早期的边学边做,培养了上海第一批公证人才。

到了1985年,上海各区县已全部设立公证处。当时恰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上海各公证处招收了第一批专业大学生。

那年春天,杨昌麟在家焦急等待徐汇区检察院招录通知书,却意外地收到了徐汇区司法局的录用通知。6月,他到康平路205号报到后才得知,原来检察院招录名额有限,便把他推荐到了司法局,加入新成立的徐汇公证处。

无疑,涉外业务是早期公证的主要内容。资料显示,上海公证处刚刚成立两年,接待群众来访25800多人次,处理人民来信724件,办理涉外公证13500多件,通过办理继承遗产等配合银行从境外调入非贸易外汇近300万元。

杨昌麟记得,当时徐汇公证处刚获批受理涉外公证不久,很多人半夜就在公证处门口排队,最忙的时候有的涉外公证员一个月要办数百件公证。

如今,杨昌麟已从徐汇区公证处主任位置上退休,担任了上海市公证协会会长。

“公证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得益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发展起来的公证机构也为市场的规范运行保驾护航,为社会纠纷的预防起到重要作用。”他告诉记者。

浦东的开发开放,很好地印证了杨昌麟的这一观点。

彼时,上海建设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的蓝图已经初步绘好,建筑市场、房地产市场、股票证券市场、金融市场逐步兴起。面对诸多新兴市场,上海各公证机构积极为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投资租赁、中外合资合同、抵押贷款等各类新兴产业提供公证服务。

回首往事,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国家命运,也改变了无数行业、无数家庭和无数个体的命运,上海公证行业恰是这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

今朝

2017年7月17日,在全国公证工作会议上,司法部为公证体制改革确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

其实,早在2003年,在上海市司法局的统一领导下,上海所有公证处就已完成了行政体制向事业体制的转变,公证业务也从“等、靠、要”变为“抢、争、夺”。

去年,杨浦公证处公证员忻凌娜和助理背着电脑追竞标,上演公证领域“速度与激情”的新闻传遍了上海滩。

当时,上海建工集团参与“京港澳高速”项目竞标,整个过程仅有7天时间,留给公证的只有两天,时间紧迫,必须争分夺秒。

忻凌娜在了解清楚企业诉求后,当即答应“今天办,明天拿”。

在上海建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她随身带着电脑、摄像机、打印机、身份证识别机和人脸识别仪“五件套”,短短15分钟,完成了一系列流程。次日,企业便领到了公证文书。

忻凌娜说:“过去,上门服务是针对行动不便、老弱病残人员提供的一项特色服务,如今为优化营商环境,解企业燃眉之急,同样也可以服务企业。”

2018年9月1日起,上海市22家公证处对市民申请办理103项公证事项,启动了“最多跑一次”服务。

然而,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时期都会遇到瓶颈,公证也不例外。自2001年以来,公证体制机制并无太大变化,机构发展的天花板似乎触顶,体制僵化、人员老化、缺乏活力。一些中坚力量出走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

2018年4月13日,上海市司法局下发文件,通知全市公证机构开展合作制公证机构试点及组织报名遴选工作。条件明确,“有5名以上公证员作为发起人,有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的开办资金……至少有3人执业10年以上”。

看到通知后,已经有20多年公证经验的张磊敏锐察觉到自己的机会出现了。

然而,他深知合作制是公证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没有老本可吃,稍有不慎,即可倾覆,但反之,如果能够不断开拓创新、提升服务质量,也能扬帆起航。

通知一经下发,便有43名公证员报名参加,最后经过筛选,由17名公证员分别组建两个公证处,一个是张江公证处,一个是新虹桥公证处。

张磊如愿以偿,牵头组建了张江公证处,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谈及上海公证行业的这场合作制改革,绕不开对公权力由合作制机构行使后质量如何保证的担忧。

“这并不意外,也无需顾虑,只要有司法行政机关的坚强领导,只要法律界定好权力的边界,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抑或合作制机构,都能在同一套规范下运作,不会改变原来既定的职能,更不会降低对公证机构的审查和约束。”杨昌麟说。

明天

见到范志佳时,他正在提交报名材料,申请援藏。

接下来的半年到1年时间里,他或将被派往日喀则援藏或挂职锻炼。

范志佳是新黄浦公证处的一名年轻公证员,他说:“这些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援藏到底应该援些什么?我想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上海公证改革创新的精神和举措带到西藏去。”

显然,范志佳内心对眼下的改革和自己的前程充满希望和激情。张磊也一样。

张磊说,在公证领域,合作制公证机构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没有经验可循,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还在担心,合作制公证机构能否经得起市场考验。

成立刚满1年,张江公证处的成绩便打消了众人的疑虑。今年5月28日,上海市司法局制定下发了《关于开展办理公证“一次都不跑”试点工作的意见》。而仅仅过了1个月,张江公证处就成为全国首家试行“一次都不跑”的办证机构。

1年多的实践证明,眼下正在大力推进的公证体制改革,决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而是大刀阔斧,是职能、人员按照职业化、专业化进行重新整合。

“改革就要让公证员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中解放出来,释放和增强公证人员法律服务活力以及法律监督能力,如此必能使公证工作峰回路转、涅槃重生。”杨昌麟感慨道。

信息化建设越来越成为公证改革向正确方向推进的技术保障。

目前,上海市公证通用的“赋码监管”技术,让每一个案件都有一个独立的核验码,只有负责该案的公证员知道号码内容,以此实现全流程追溯,确保操作规范。

张磊告诉记者,早在2018年10月,张江公证处电子证据保全服务平台就已正式上线。当事人只需登录平台,在虚拟界面打开证据所在页面,后台就会将所有操作步骤记录下来进行保全。

杨昌麟的目光放得更远,他向记者透露,上海市公证协会正在谋划与相关区块链开发商合作,共同建设区块链司法存证,所有信息一经上传,便不可更改,确保公证权威性。这一技术既能拓宽服务对象,又能降低客户成本,还能让第三方获益,可谓一石三鸟。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新时代,新使命,上海公证人的故事还将延续,我们有理由相信,40年不忘初心再出发,上海公证必将乘风破浪、再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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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睿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