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靖
一
1918年暴发的世纪大流感造成全球5亿人感染，死亡人数在5000万以上，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大流感也是战争提前结束的主要原因——因为各国都无力补充兵源参战。
被称为“西班牙女郎”的大流感并非源自西班牙，而是西方列强污名化的产物：仅仅因为一开始西班牙感染人数最多（高达800万，连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未能幸免）。日后的医学研究表明，最早的病例恰恰出现在美国的军营。
1917年秋冬季节，赴欧参战的美军大多驻扎在狭窄而闭塞的营地，最适合流感病毒传播。
随队的军医认为初发症状与普通流感并无二样，因此并未循例上报。当然，在当时情势下，即便上报，也不可能引起军方及美国政府的重视，因为当局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赢世界大战。
1918年夏，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返回国内，病毒开始在全美各地蔓延。当最后一波（前后共三波）流感在1920年春消退之时，美国军民死亡人数高达67.5万人。不仅死亡人数令人震惊，疾病的传播速度也令人无法想象——除了大西洋个别小岛，几乎每个城镇都受到疾病的冲击。
更可怕的是，在传播过程中流感病毒已经发生变异，正如美国医学协会前主席维克多·沃恩医生通过在费城地区调查所发现的那样，“这次疫病就像战争，它专杀年轻人和身体强壮的成年人……那些喉咙嘶哑的男人要么很快痊愈，要么一命呜呼”。医院的病房很快变成太平间，“让人感到疾病的凶残”。
不堪重负的红十字救护队每天只能回应一小部分求救电话，因此学生、教师、退休人员、家庭主妇都被动员充当志愿者。移民社区受到的打击最大：恶劣的居住环境、生活贫穷和种族歧视使得这部分人更经不起疫病的冲击。
作为大流感的亲历者，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回忆说：“在费城的太平间，尸体三五成群地堆积在走廊上和几乎每个房间里。他们身上盖着肮脏、血迹斑斑的被单。大部分尸体没有涂过防腐剂，也没有被冷藏。有些尸体开始腐烂……”1918年10月堪称美国历史上的“至暗时刻”：20万美国人在这个月死去——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因此比平常减少了12年。
大流感之所以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主要与一战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满足军事需要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参战国首要的事项，战时物资供应情况与生活条件的恶化（如食品配给制度等），致使人体免疫力下降。
此外，公共卫生部门被纳入军队系统，医疗资源优先分配至军队，导致普通民众在享用医疗资源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更重要的是，战争期间，为鼓舞士气，各种和平集会、集体募捐等活动在各地轮番上演，加上频繁的军事调动，不仅增加了交叉感染概率，也使得流感传播范围不断扩大。
当然，战争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美国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及其决策效能。疫情出现后，为防止造成恐慌，政府刻意隐瞒疫情并封锁消息，禁止发布任何相关统计数据，即便在疫情蔓延时仍矢口否认患病率和死亡率。
政府甚至要求纽约市卫生部长科普兰等医学权威出面向公众保证：不存在大面积流感暴发的危险。上述误导使人们放松了警惕，最终酿成严重后果。
至于流感出现的原因，当时许多人将其归咎于世界大战，认为战争中使用的毒气、尸体腐烂后产生的瘴气、炮弹爆炸后产生的二氧化碳污染了大气，从而促使流感病人死亡。
也有人将病因归咎于煤矿的粉尘、跳蚤、污水，坚信恶劣的环境是流感生发的土壤。
最耸人听闻的是，1918年9月，《纽约时报》刊登一位美国卫生官员的谈话，宣称病因源于德国人不远万里的“投毒”。这种无稽之谈，除了煽动仇恨，对缓解疫情并无丝毫帮助。
二
很显然，流感杀伤力如此之大，其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医疗水平落后、医疗设备简陋以及人手严重不足。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十年，美国医学界流行的仍是欧洲传统的放血疗法。即使在欧洲医学发生变革之后，美国医学仍旧迟迟未有改变，其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尤其落后。
在欧洲，医学院要求所招收的学生具有坚实的化学、生物及其他学科的基础，然而在美国，直到20世纪初，医学院的门槛还是比名牌大学低得多。
不少医学院规定，只要缴纳学费，任何人都可以跨进医学院大门，并轻而易举地获得文凭。如此培养出的医疗“水军”，在大流感中自然会被打回原形。
事实上，医疗人员短缺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费城，也出现在美国其他城市。为弥补医生空缺，除返聘退休医生外，一些医学专业的学生学业尚未完成就直接进入医院，从而影响到医生的整体素质。
为美国海军服务的护士在疫情高峰期间不止一次将活着的病人包进裹尸布——即便如此，大量尸体仍无法得到及时处理。
由于缺少疫病专业知识，此后的堆积、焚烧、掩埋等遗体处理手段简单粗暴，反而加剧了病菌的滋生与传播，对此沃恩医生曾不无感叹地说：“我们对这次流感的了解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萨人对黑死病的了解更多。如果疫病继续以加速度传播，它能将人类文明轻而易举地从地球上抹去。”
美国政府及卫生部门在疫情蔓延之时的确采取了果断的针对性举措，如在各大城市宣布关闭剧院、咖啡馆等公共场所，强制感染者居家隔离，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全力救治伤病人员等，但囿于医疗基础的薄弱，收效甚微。
以研发疫苗为例，政府召集以美国科学院主席W.H。韦尔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医学专家进行“攻关”，到10月中旬科学家宣布研制出疫苗样本，美国政府据此生产出200万份疫苗，结果发现根本无法治愈病毒，相反可能危及生命。
这也导致时任美国国家卫生总管鲁珀特·布鲁代表政府“敦促公众注意，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防治流感的特效药品和有效的治疗方法，邻里街坊间流传的所谓秘方往往害大于益”。
此外，布鲁还向当局要求授予卫生部门更大的权力，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抗击疫病。
与卫生官员的视角不同，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意识到战胜疫情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而是现代医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完善。
他们注意到，尽管医疗人员采取了使用面罩、检疫隔离、清洁卫生等许多方法来预防流感，但由于大部分人医学知识的贫乏和盲动而错失控制流感扩散的机会，也暴露出公共服务机构在战争背景下缺乏正确应急措施与应急系统“失灵”的问题。
针对后者，他们呼吁政府动用国家力量，全面介入公共卫生问题，采用立法等手段形成一整套预防措施——可以说，大流感最大的后果之一就是引发了公共卫生机构的改革。
由此，在大流感的洗礼下成长起来的各级卫生部门开始采取科学的预防和施救举措，并取得良好的成效。此外，鉴于病毒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肆虐尤甚，从1920年起，政府开始大力推进郊区城市化运动（其进程延续至今），这一运动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生活，也是控制疾病传播的重要手段。
除此以外，以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威廉·詹姆斯等为代表的科学家早在1900年前后便预见到流行性疾病的出现，并尝试在实验室及临床实践中构建和完善相应的知识体系，从而促进美国的医学在已有的基础医学基础上逐渐发展为现代医学。
大流感期间，勇挑重担的是以W.H。韦尔奇为首的一批医学科学家，其中大多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是美国现代医学的探索者和奠基人。
在新的制度推动下，医学研究取得极大进展，从而在全美范围引发了以霍普金斯为范本的医学教育改革。
这次改革非常彻底：在20年间，原有的150多所医学院中，近100所被撤并。至此，美国才真正摆脱传统医学的阴影，迈入医学新时代。
在这一进程中，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研究所的保罗·刘易斯和海军少校米尔顿·罗西瑙。前者率先研制出一种针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后者领衔编著的公共卫生教科书被陆军和海军军医奉为“圣经”。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医学基础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现代医学亦由此步入正轨。
从这个意义上说，1918年堪称是美国现代医学的起点。
在世纪大流感之后，美国投入大量资金及社会资源提升整个国家的医学水平，同时也建立起全新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很多专业性的医学研究机构先后成立，大量临时医院被改建为永久医院，现代医疗制度通过立法形式被确立下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流感在客观上也迫使美国医学更加快速发展，同时不断深入的研究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迄今仅哈佛大学便有41人获此殊荣）——如1953年，美国分子生物学专家、“DNA之父”詹姆斯·沃森（1962年获奖）在美国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破解流感病原体之谜的基础上，阐明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人类生命科学的新纪元由此开启。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